虽然去年产值为9000万元的星恒还是小个头，但这家企业已经是国内最大的车用动力锂电池制造商
由于听说不少国际汽车公司都曾经派“星探”去星恒去探营，记者也怀着好奇心来拜访苏州向阳路上这家普通的工厂。
在一楼的展览厅内，记者看到了搭载在奥运公务和马拉松引导车上的那组锰酸锂高功率电池，差不多就是一个小轿车后座椅底座的位置就可以容下它。这组电池只有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只能靠脚步去缩短
2004年的时候，应科学院领导的邀请，江苏省科技厅的领导曾经到刚成立不久的苏州星恒去参观指导。早在苏州星恒成立之前，科学院就已经在星恒的动力锂电池事业上投入了不少资源，两任院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两代科研人员都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然而，呈现在江苏这些领导面前的，与其说是一条生产线，不如说是一个硕大而原始的玩具。一个庞大的机器，连外面包的锌铁皮都不平整，这已经是当时场面上最好的设备来。连陪同参观的杨院长都不太好意思：“这也太丑了”。除了这个星恒引为自豪的“自制”机器，旁边就是一堆小姑娘在用美工刀比划，还有另外一些人用手在摆弄一些白色塑料片之类的东西，其动作跟叠报纸差不多。面对大家恳切的目光，科技厅的领导婉转地指出：“你们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要能够批量地做得出来，第二关是要能大批量卖得出去；第三关是要能够继续研发出新的产品。”
其实，连星恒的大股东——联想也对这个项目感到忐忑不安。量产的时间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地往后推延，账上的资金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一堆堆的废电池，而且速度还在加快。就算是把每一块废电池都算上，一组自行车用的电池也得要5～6千元的成本。而当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零售价不会超过2500元。有一次开会，柳传志碰到了星恒的几个主要骨干就说：“要把事情想透，分析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这条路行不通，还得从笔记本电脑电池入手。”
然而，这件事情只有华山一条路。因为这家当时做不出电池的电池企业，可是中科院十来年的科研成果结晶，她是衔着汽车电池的使命而生，一旦这个使命被撤销，她也就死掉了。
事实上，到了2007年底一算账就比较清楚了。这一年，星恒卖了上百万个电池，已经有十数万的用户天天在使用星恒的产品。这一年底星恒的董事会第一次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电池怎么做和怎么卖的问题，而是确定了一个时间和一个数字：第二笔投资到位的时间，2008年度销售额目标。时间就是董事会召开后的一个星期，以联想为首的股东，又将6000万人民币的现金打入星恒账户，附带的是风险投资标准的“追加投资权利”要求。而2008年的目标已经被定为2亿。管理团队提出来一个大胆的估计，星恒在2010年单一年度就能销售上百万组电动自行车用的电池。直到这个时候，星恒的主要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黄学杰才喘了一口气，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汽车电池的研发。黄学杰的名言“用两个轱辘扛起明天的四个轱辘”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四个轱辘也要悄悄地启动了。
今天，记者看到的星恒已经和2004年故事中的星恒大不一样了：
当初那些小姑娘比划的手工活已经全部变成了机械化设备，单人的工作效率是原来的50倍还多，而且这一纪录还在随着新的机械设备和自动化装置投入使用而不断刷新。由于大部分装备都是自行研制，所以星恒已经建立了一个将近50人的设备队伍。他们正雄心勃勃地往生产线全线自动化的目标迈进。“磨刀不误砍柴工”，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制造装备无法靠引进解决，星恒已经确立了其制造能力方面的优势。与其他中国制造业公司不同，星恒在不断地壮大她的大脑。作为一家500人的“制造企业”，星恒的工人仅250人，其余全部是技术研发和管理团队。
立足中国特色，走一条星恒自己的路
纯动力电池汽车，这是国际所有汽车巨头的终极梦想。由于油价飞涨，环保压力日渐增大，电动汽车的呼声越来越高，每个月都会有车厂宣布推出了新的电动或者混合动力车型。然而，电池，是一个困扰所有人都瓶颈。尽管大家都认可锂电池，认为锂电池是最有可能解决成本和性能矛盾的方案，但那仍然是一个理想，现实中的产品离这个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一次，国际车厂和电池厂商又遥遥领先了。
丰田、本田、日产、通用、富士都有了量产的车型上市，其中丰田的代表作Prius更是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三洋、索尼、松下等电池厂商也在高调地公布自己的产品规划和研发进展。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已经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来衡量。据业内的专家介绍，光通用一家公司花在新能源汽车上的钱，就是中国的好几倍，通用更将雪佛兰Volt作为重新雄起的将牌。起步比别人晚，钱比人家少，人又不见得比别人聪明，这时候再提比这些厂商还高调的目标，想用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去冲，是不现实的。至少星恒的管理层这么认为。
时间转到2006年，德国大众开始在中国搜集汽车电池方面的进展情报，并把几家研发单位和企业都当作供应商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据大众内部的人透露，这个分数都很低。到了年底，大众又派了一拨人来中国调研。到苏州星恒去的那支团队成员比上次的级别高了很多，而且以研发人员为主导。站在一大堆自行车电池面前，星恒的总经理肖斌直截了当地说：“也许你们到别的企业去会听到很多关于研发方面有什么进展的故事。我们是一个从科研院所出来的企业，已经不想讲这样的故事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到了2010年，当你们想选择一家真正的供应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在中国可能只有星恒一家。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在市场上卖了上百万块电池。”
星恒的战略布局中，第一个要点就是把自行车电池当作了起步的基础。做电池的人都知道，无论设计得多么美好，头几批电池做出来都一定会是废品。因为大量的原材料和电池设计都需要经过工艺生产和用户使用两个实践环节的锤炼才能真正成型。而财大气粗的国外厂商在这方面是不计成本的。但是中国的厂家能承受得起吗？不可能。所以，星恒的人认为需要从为中国特有的电动自行车配套电池做起。汽车电池要保10多万公里，要用100多块单体电池；而自行车电池只有
第二个要点，就是坚持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路线。每次重要的客人来访，星恒人都会领他们去参观生产线，讲解5年前的工艺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观。事实上，不止是工艺，在原材料、产品设计、队伍组织等各个方面，星恒都有了迅速的提升。买别人的东西可能会快很多，但是总有一天会缺乏后劲。在访谈中，肖斌提到：“我们目前的状态离理想还有很远的距离。柳总在2004年度时候就反复提醒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汽车电池这个终极目标’。现在还需要付出比原来更艰巨的努力才有可能走到这个终点。2005年的时候，不少人都在怀疑车用锂电池，说锂电池用在汽车上不安全。而今天，油价飞涨，再加上国外大量的车厂都在研发混合动力或纯电动汽车，所以现在国内一大堆的厂家都在宣称上汽车锂电池项目。也许这两三年会是一个吹泡沫的时期。等到两三年以后，泡沫破裂，大家都没有兴趣谈的时候，可能正是汽车电池接近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从现实状况出发，按照既定的路线向理想目标前进。这是一个长跑，中间肯定不断有人会宣称跑得比我们快，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干扰而打乱自己的步骤。”
第三个要点，是要广泛地结盟。苏州星恒在电动自行车行业有很特殊的地位，虽然她营业额不大，但却有很好的人脉和声誉。这是星恒一直坚持“统一战线”的成果。2004年，在没有人愿意用锂电池，没有人知道星恒的情况下，星恒的市场班子提出来“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支持锂电池事业”的口号，并坚持了下来。到今天，星恒已经有了上百家客户，还有上百家供应商，这已经是一个稳固的联盟。在汽车电池研发上，由于巨额的投入、时间精力和知识经验的限制，星恒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一个聪明的企业应该去找更强的合作伙伴，每个企业各自负责一个环节，才有可能把价值链打通。事实上，早在2001年的时候，国家863计划上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由于镍氢电池的呼声压倒了锂电池，所以一开始几乎没有星恒（当时物理所和地奥等股东注册了北京星恒）的立锥之地。陈立泉院士找了时任总体组组长的万钢，恳求他：“必须给锂电池一个空间，否则将来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位后来成为科技部长的专家显现出了超常的远见和胸怀，他不但力排众议给了星恒一个机会，还把她引荐给了自己负责的上燃动力。一直到现在，星恒仍然和上燃动力保持了紧密的合作——上燃动力为整车企业提供动力平台，星恒负责提供电池，双方联合开发设计电池的管理系统。可以预想，随着这两个合作伙伴去融合更多的强手，星恒将能够大大缩短和国际领先厂商的差距。
偶然事件中的必然性
作为动力锂电池事业的第一代领头人，陈立泉院士曾经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星恒能够走到今天，是一大堆偶然事件聚合的结果，不具备可复制性。”这位当年因为研制超导而名满华夏的科学家，怎么也没想到会花20多年的功夫去做了电池。如果不是黄学杰从国外回来；如果不是地奥集团在99年率先投资；如果不是2001年就开始研制锰酸锂；如果不是科学院领导向联想力荐；如果星恒在苏州没有找到合适的团队成员以及合作伙伴；如果不是铅价上涨；如果不是油价高升……确实如果没有这些当中的任何一环，星恒都不可能走到今天。中科院的技术+联想等企业的资金和管理+人才+市场化运作，这好像是几味普通的药，但通过奇妙的化学反应，才结出了星恒这样的果实。但是，这里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规律可循。
最重要的是，核心人物对梦想始终不渝的坚持。肖斌说，自己下决心来星恒工作还和黄学杰有关。由于第二天就要向柳传志等领导汇报并做最后的投资决策，肖斌和黄学杰两个人窝在中科院物理所谈到深夜。在那个宁静的夜晚，黄学杰突然冒出来一句：“我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做出汽车电池。这一定是我们的使命。”就这样两句话，肖斌等人在一个礼拜后就扛着行李来到苏州。其实，很多为星恒做出贡献的人，也是被类似的方式“诓”来的。这种坚持，不是靠豪言壮语，还要付出青春和个人的“名声”为代价。为了盯现场的试生产，黄学杰将一些科研论文的写作一搁就是几年。当联想提出来科学家不一定能运作企业时，他欣然退出来总经理的位置，毫无芥蒂地跟新的班子成员一起投入到工作中。当然，这样的例子，在星恒还能找出好多。
其次，联想等股东为星恒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联想投资以后，朱立南很特殊地担任了星恒的董事长，并在战略规划、资金筹措、班子调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星恒得到了一个较宽松的氛围。这对吸引外部人才，保持企业的市场化运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吸引人才之外，还要用科学的利益绑定机制来强化人和企业的关系。股东们拿出了将近20%的股份来激励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就是为了让个人和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柳传志说过：“一定要在还没有做成的时候就给，否则就没有效果。”在星恒，这种利益绑定机制正在逐步变成制度。
